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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圍壟斷:中國知識產權保護之向度把握
          ——以中西方文化傳統差異為視角
          胡充寒 韓學
          上傳時間:201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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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詞: 知識產權文化/文化挑戰/文化建設/保護體系
          內容提要: 知識產權首先應該是一個文化問題,其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共享性、實用性與低價性,當中國知識產權法律在鄉土社會的國際化進程中遭遇知識壟斷、規律理性與權利至上的文化挑戰時,中國知識產權文化建設必須通過充分解放思想與大膽創新的方式和諧崛起,突圍壟斷,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

               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起,僅用了十多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知識產權立法從本土化到國際化的過渡,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知識產權執法機構,推出了意在促進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三審合一制度”。然而,如此巨大的成就并未達到預期效果:作為知識產權最重要主體的企業,其知識產權法律意識淡薄,人們對知識產權法律的正義性認同消極。而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和投資者也不斷地抱怨中國假冒產品橫行,中國的知識產權立法和執法部門存在問題,知識產權保護現狀并沒有明顯的改善。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吃力不討好的現象,主要是因為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沒有較好地與我國文化傳統融合,背離了社會公眾認知取向、情感取向和評價取向。
               一、共享、實用、低價:知識成果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定位
               雖然中國封建特許權制度的存在,使得中國未能自發地孕育出近代知識產權法,但知識卻是自古有之。筆者將通過歷史眼光,對知識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內涵進行縱向梳理,找出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影響的中國知識產權文化中的一些固有內涵:
               (一)共享性:先“利他”再“利己”
               中國與古埃及、古印度等其他幾個文明古國一樣,是典型的大河全流域統一型國家。由于生產力對交通運輸能力的限制,古代中國在地理上具有相對封閉性和天然的共處互助性。在這種自然條件下,必然要求代表人類社會先進生產力的知識成果從誕生之日起就必須無償或者說以極其低廉的代價提供給全社會共同使用,這樣才能夠有效地發揮出知識成果的價值。
               以中國傳說中最古老的發明家“三皇”為例。史書中記載了“燧人氏鉆木取火”、“神農氏制耒耜、種五谷、嘗百草”和“伏羲造字”的“三皇”傳說,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知識創造者。他們的研發在當時看來是人類社會最先進的科技成果,卻完全無償奉獻給了全社會。這除了體現出知識創造者高尚的情操與道德修養之外,還是原始社會惡劣的自然環境和艱苦的生存環境所決定的。以“神農氏制耒耜、種五谷、嘗百草”為例,如果神農氏僅僅將“制耒耜、鐘五谷、嘗百草”的成果留作自用或者僅傳授給其近親屬、氏族,是毫無意義的。原始農業的發展需要開墾荒地,發現、利用水源;原始中醫藥產業則需要探索藥材原產地,采集、培育、加工藥材。當時單一原始社會氏族充其量只能控制大河流域的某一節點,對于需要在上中下游全流域內統籌規劃才能體現出“制耒耜、鐘五谷、嘗百草”成果價值的原始農業、原始中醫藥產業而言,神農氏只能夠選擇先“利他”再“利己”。從三皇“創百業造福萬民”到“文成公主進藏”,從“鑒真東渡扶!钡剿拇蟀l明傳播全世界,一個個歷史故事無不在敘說著只有全民族、全流域共同掌握、運用知識成果,才能確保知識的應用價值和社會全體成員利益最大化;如果少數地區不愿意共享高人一等的知識、技術成果,則其結局不是讓知識束之高閣、失去價值,就是使知識創造者的利益過于集中,招來“天下共討之”的結局。
               中國這種先“利他”再“利己”的知識文化傳統觀念,充分體現出古代中國人在先進知識技術方面“仁”而“不爭”,繼而“共榮共贏”、“既濟天下”的博大胸懷。從古至今,中國開發和掌握先進科學技術知識都不是為了攫取巨額金錢利益或稱霸世界、威脅他人,而是基于世界的和諧發展和人類共同繁榮的偉大福祉。
               (二)實用性:有“價值”才“關注”
               長久以來,中國從官方到民間,普遍重視知識成果的物質性,忽視其所承載的人文性。中國古代在發明紙張、活字印刷術、油墨等方面,均為人類社會做出了杰出的貢獻,但當時至今天很長一段時間,很少有人會認為這些無法通過物價反應的技術屬于財產,更沒有人會想到需要付費才能使用,因此古代中國自上而下均沒有投入人力或者物力對書寫過程中產生的創造性成果給予綜合性保護。正因如此,中國士大夫以“偷”書和被“偷”書為榮,提出“偷書不算偷”、“竊書為雅罪”,集中凸顯了部分國人因為“書”本身價值有限,而對將書中所承載的具有無限價值的知識成果無代價地據為己有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的心態。其潛在邏輯是,只有具有“物價”的實物財產才值得“保護”,無形的知識并沒有“保護”的意義。盡管自宋代開始,中國也有一些保護商標和發明以防止他人利用的個案,但受到實用主義思想的影響,這些做法并沒有上升為制度,而且當事人并不總能成功地獲得保護。
               國人功利的實用性心理,除了表現為有價值才保護外,還充分反應在有價值才投入上。從實務界到學術界均普遍存在片面重視學以致用、學有所成的心態,務實有余,務虛不足。以“勾股定理”為例。中國古代工匠發現“勾三股四弦五”這種特定條件下個別直角三角形的三邊關系的現象,將之廣泛運用于生產實踐中,達到提高工藝標準的目的即滿足了,極少有人想過勾股是否一自然定律,有無例外情形,更沒有人想過利用數學方法進行嚴謹的證明。直到一千多年后,西方數學家畢達哥拉斯用幾何的方法揭示了勾股這種所有直角三角形三邊在任何條件下都恒定不變的數學規律。畢達哥拉斯的證明,在國人眼中幾乎是多此一舉,因為他的證明應用到工農業生產上未必比“勾三股四弦五”管用;谶@種心態,我國基礎教育課本上仍然大肆鼓吹勾股定理比西方的畢達哥拉斯定理早出現上千年。即使在當代中國,能應用才得到重視的心態依然存在:實務界重視“實績”,官員升遷著重考核“數字”,學術界看重“成績”,以“分數”來衡量學者、師生的優劣。中國長期與諾貝爾科學獎無緣,與國人對知識成果實用性能“應用”才“投入”的心態不無關系。
               (三)低價性:輕“權利”重“勞作”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以個體農業為基礎,以宗法家庭為單位,以倫理綱常為核心的國家。相較于政治、經濟、文化、軍事領域,知識文化在我國古代一直未能上升到國家戰略的層次,長期處于非主流地位。又由于我國社會公眾中,文盲占大多數,長年受到戰亂和改朝換代的影響,如何更好地利用以人力資源和自然資源為代表的低端生產資料一直是國家在戰略產業布局時必須考慮的重中之重,在這個基礎上才能談得上知識成果的轉化和實踐運用。直至今天,這種狀況仍然在持續。因此,長期受到溫飽困擾的中國百姓,并不會關心知識成果是否有法律保護的問題。
               另外,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個人只有在家族、集團或者國家之中,才能昭示自己的存在和全部意義,個人的意志、情感根本無法從群體關系中獨立出來。再加上古代統治者貫徹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思想和“猶禁擅鐫”的文化專制政策,窒息了個人思想自由,使得創造精神產品,成為了一種格物、致知、修身、養性的自我修養過程。那些經國濟世之作,以有賞識之士去闡發為榮,所謂“文章不為糧稻謀”,“君子不言利”!巴怠睍凰恪巴怠,能夠被抄襲是對作者的“抬舉”,有些古代知識份子會將自己的著作署上他人的名字,借助他人的名氣讓作品名留千古,如古文《尚書》中的一些篇章,以及托名孔子的一些著作等等,直到現在還經常有人利用“反向假冒”來擴大自己著作的影響。
               這種博大胸懷被儒家“仁”的觀念所概括,又被當代社會主義中國的和諧世界觀所繼承。建國后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國集中了相當大的人力物力資源開發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基礎工業和高新科技工程,相應產生了一大批科研成果。真正名傳千古的只有一少部分知名專家,許多在大西北、大西南默默奉獻終生的科技工作者在知識產權歸屬的問題上毫不計較個人得失,以能夠為國家和人民研究、創造為榮,根本沒有想過為了“產權”的問題與人對簿公堂。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無償援建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先進技術和工程裝備,無一不體現出一種全社會、全世界人民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的知識產權應用推廣基因。
               二、鄉土社會的國際化進程:中國知識產權法律遇到的文化挑戰
               (一)當知識共享遭遇知識壟斷
               無論是古希臘還是近代歐洲文明,都建立在邦國林立、四分五裂的城邦政治基礎上,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是歐洲民族國家生存發展的不二法門。歐洲文明衍生出的北美移民和以色列民族,都是倚靠超人一等的知識儲備才立于不敗之地,在數倍于自己的強大敵對民族(如北美印第安人和中東穆斯林)中生存下來。其不可能像中華民族一樣,崇尚知識產權文化的“共享”。從西方文化淵源反觀被動移植過來的中國知識產權法律,也側重于利己基礎上的排斥性獨占。少數跨國大公司通過自行開發、收購、兼并等方式不斷獲得其他公司(特別是競爭對手的知識產權),有的企業甚至能夠通過注冊壟斷行業內90%以上設計和零部件的知識產權!拔④浽V谷歌侵權案”、“瑞星訴東方微點侵權案”就集中體現了當前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在進入知識產權壟斷時代后,知識產權法律在行業大鱷手中,從保護性向掠奪之矛蛻變的趨勢?梢哉f,當前國際社會在知識產權領域的競爭大于共識,個別超級經濟集團的知識產權利益屢屢體現出其背后某些大國的獨占性、排他性意志。
               而受到中國從古至今以來踐行先“利他”再“利己”理念的影響,中國各級政府一直大力提倡共享、共有、共同進步,不斷通過組織送知識下鄉、招商引資、劃撥專項資金攻關工業課題,希望武裝好國內企業,發展經濟、壯大生產。但這些努力似乎收效甚微,在被動移植的中國知識產權體系背景之下,仍然無法阻止知識產權如同資本一樣,越來越向少數“知識產權托拉斯”集中。壟斷天然排斥競爭,后發的國內中小企業動輒侵權,屢屢被行業中“知識產權托拉斯”肆意揮舞的知識產權訴訟大棒擊中。即使最后法院判定國內的小企業沒有侵權,財力薄弱的新興企業也往往會被曠日持久的訴訟拖垮,失去將產品推向市場的最佳時機。此外,我國中醫藥等傳統產業在專利注冊等知識產權領域的行動遲緩也飽受詬病。
               (二)當實用理性遭遇規律理性
               西方社會的啟蒙運動之后,人類的理性思想從宗教神學的桎梏中突圍而出。從哥白尼的太陽中心說到開普勒行星運動三條定律,從牛頓的力學三定律方程式到愛因斯坦的E=CM4方程式,西方科學家逐漸培養起一種用數學和機械力學的規律對整個自然界作統一說明的思維方式和說明方式。西方科學體系的這種穿透現象揭示事物本質規律的哲學方法論,孕育出具有規律理性的知識產權文化底蘊。知識勞動成果也逐漸脫離了自然知識體系或者滿足人類生存需要的工具理性。雖然這些知識在創造之初,并沒有顯現出太大的作用,人們卻將這種具有前瞻性和基礎性的知識看作一種新的精神、獨特的文化進行傳播。其中有不少知識經過一千多年,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甚至是到了工業革命時代才慢慢地顯示出其應用價值來。即使到了今天,西方知識產權文化中仍然蘊含著規律理性的基因,能夠得到諾貝爾科學獎的知識成果,絕大多數也要在問世后靜靜地等待幾十年以后才能看到其實用價值。
               與西方知識產權文化的規律理性相反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以實用理性的態度對待知識產權。實用理性心態使人們重視知識的實用、實利和實效,不追求事先的完善設計。鄧小平的“貓論”就是實用理性心態最直接的反映。其結果是,我國知識的研究方式與思維常常局限于個別經驗事實的總結與歸納,甚少進行模擬自然過程的科學實驗與量化分析。只盯著成果“只爭朝夕”的急功近利心態,嚴重影響了中國科學技術向近代自然科技的飛躍,使我國基礎前沿科目的科技研究水平無法與歐美發達國家競爭。等到我們在生產生活中遇到實際問題,展開研究時,才發現許多問題西方國家早就研究解決并申請專利了,得到中國知識產權法律保護的國外專利,往往會束縛住國內企業的手腳,讓其經營成本大幅提升。
               (三)當權利低價遭遇權利至上
               西方的歐美、日本等國已經進入知識經濟立國的時代,知識經濟的開放性、主體性、可持續發展性,引發了權利地位的至上化、權利主體的多元化、權利形態的無形化、權利內容的擴張化和權利保護的國際化的嬗變趨勢。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意識不強,仍然停留在傳統文化忽視知識產權權利、注重“勞作”的落后意識之中。1904-1923年注冊商標25900件,幾乎都是外國商標;1928-1934年注冊商標24000件,外國商標就占了68%。面對日益被外國個人、企業占據的知識產權所有權領域,我國知識產權立法似乎是為了保護外國投資者利益而設立的,而不是保護中國人利益,這一點實在難以讓人接受。
               而中國傳統文化中權利低價觀影響的另外一大表現就是嚴重的知識產權侵權現狀。據資料顯示,2005年全國地方各級法院共受理包括不正當競爭在內的侵犯知識產權案件同比上升20.66%,其中著作權案件上升42.96%,專利權案件上升15.61%,商標權案件上升34.49%,其他知識產權案件上升31.59%。正是因此,中國不得不面臨錯失巨大商機的尷尬,如微軟首席執行官史蒂夫·鮑爾默去年還在抱怨,中國在解決盜版問題方面沒有明顯的改善,他對中國市場不抱樂觀態度,更看好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市場。
               三、和諧崛起:中國知識產權文化建設的方向選擇
               縱觀中國國情,中國的崛起是不稱霸的和平崛起,民間自古崇尚和諧、仁義。因此,有中國特色的知識產權文化必然要有別于西方知識產權文化,去除剝削、掠奪、威脅他人的侵略基因,方能夠獲取普遍的社會認同,喚發出無限生機。為此,筆者為中國知識產權文化建設過程中的方向選擇提出以下兩點建議:
               (一)充分解放思想
               中國長期以來占統治地位的儒家“仁治”思想更加重視調整倫理關系,其知識系統以承繼基礎上的解釋闡發為主,不重視知識體系的批判與創新,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直接影響就是國人“中國式邏輯”普遍缺乏科學的批判性、創新性思維,潑皮無賴式的低素質詆毀謾罵滿天飛。加之封建統治階層長期推行重農抑商政策,有意貶低、抑制人對財產關系的訴求,中國古代文化不能自行產出知識產權文化體系,F代中國被動地采納國外知識產權規則和原則,將知識成果納入知識產權體系進行保護,嚴格說來也只是改革開放以后三十來年的事情。與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啟動時間較短相對應的是我國目前仍然處于知識產權的原始積累階段,國民所擁有的知識產權數量與質量水平均不高,這是基本國情。
               與西方高度發展的知識產權體系所要求的嚴苛的、無孔不入的全方位保護比較而言,開放知識產權領域、鼓勵自由競爭的策略更符合現階段我國國情。當利益爭奪取代共享美德在知識產權文化領域中大行其道時,我們既要弘揚為全人類謀福祉的傳統美德,又要擺脫陳舊成見的束縛,方能形成創新思維,從而建立起與時俱進的、有中國特色的知識產權文化。
               首先,要充分承認知識產權的財產性與正當性,并予以有效保護。對于偷技術、偷設計、偷創意的各種新“偷書”行為,以及誤導消費者的“山寨”行為,通過行政處罰予以打擊,通過行政執法與民事訴訟體系維護知識產權所有人的合法權益。其次,保護知識產權并不僅限于財產性,還包括保護知識產權本身所衍生的一些人文特性。不僅要讓被不法行為侵犯的知識產權人獲得合理的賠償,還要讓知識產權人獲得足夠的尊重,以鼓勵權利人繼續開發出新的知識,保證知識成果的可持續發展。
               再次,懲罰侵犯知識產權行為應當以警示性和補償性的懲罰為主,不宜實行掠奪式懲罰。這就有一個度的問題,不能提倡過度保護,同時通過行政指揮棒妥善引導侵犯知識產權行業的低端生產者轉變生產模式和經營思路,最終推動中國整個低端下游產業鏈的轉型升級換代。
               (二)大膽改革創新
               與歐美先進國家相比,我國在知識產權領域起步較晚。但是,后來者也有后發優勢。中國在解放思想的過程中,可以虛心學習西方發達國家取得的先進經驗,汲取他們走過的彎路所留下的教訓,并善加運用,有效拓展制度改革空間,有效避免法律文化與本土文化的沖突、沖破知識產權保護的重重阻力,不斷創新完善適應中國當前國情的保護知識產權配套體系,推出鼓勵本土知識產權文化發展的新舉措、新辦法,迅速提高我國知識產權法律保護的水平。
               可以預見的是,中西方所處的知識產權發展階段不同,圍繞各自國情展開的利益訴求和博弈將會長期持續下去。除了大膽改革創新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外,國人亟需改變以實用性為單一衡量標準的知識產權文化心態,以超越GDP和物質回報的眼光來看待科學文化成果,自主研發創新,掌握知識主動權,從真正意義上打破西方發達國家建立起來的知識產權壁壘。
               四、突圍壟斷: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知識產權文化體系之建議
               (一)立法的完善——建構符合國情的知識壟斷與創新關系
               2012年初,一則歐盟單方對經停其境內的航班增收“碳關稅”的立法消息,引爆了國際民航業。類似的各種立法“小動作”在國際上早已見慣不怪。環保壁壘、反傾銷壁壘和知識產權壁壘是西方發達國家經常用來限制發展中國家的博弈工具。由于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國家普遍缺乏對等博弈的思維模式和文化積淀,往往只能放棄話語權和主動性,被動地按照西方國家制定的規則啟動法律程序,最終吞下苦果。我國現行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就是如此,被動地按照西方國家制定的知識產權規則,主要強調保護知識產權,知識產權反壟斷立法現狀不容樂觀。雖然我國有一部系統的、完整的《反壟斷法》,但是這部法以解決資本的市場配置問題為根本出發點,不可能全面、具體地闡述知識產權與反壟斷法之間的復雜關系,其所設置的游戲規則未必符合知識產權市場的運作特點。在我國《專利法》、《著作權法》中雖然也有強制許可制度、合理使用制度等反壟斷條款,卻無法明晰《反壟斷法》在知識產權領域適用的一般原則,難以處理一系列具體問題。比如無意識聯系的數家跨國公司,注冊壟斷了某產業鏈中絕大多數知識成果,而該行業的運作又不得不運用上述知識產權,由此引發的隱性壟斷效果,現行《反壟斷法》是無法解決的,這也是制約我國制造業發展壯大的一項重大問題。
               筆者建議,借鑒歐盟立法對經停其境內的航班增收“碳關稅”的做法,研究完善知識產權方面的反壟斷法律體系,有效平衡國際知識產權壟斷巨頭與國內知識產權創新需求之間的關系,掌握知識產權領域的國際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為本國中小企業的創新發展開辟知識產權法律空間。由于單純的反壟斷立法是以鼓勵競爭為根本出發點,而知識產權反壟斷法律法規除了鼓勵競爭之外,還必須具有推動創新的功能,通過修改現行《反壟斷法》,使之適應知識產權市場運作特點,幾乎等于讓現行的《反壟斷法》脫胎換骨、結構重組,因此出臺專門的知識產權反壟斷法律法規更有針對性,可行性更高。具體的立法思路如下:
               首先,全球統一的市場經濟體系不僅要抑制有形的生產和經營領域的壟斷,也要抑制無形的知識產權領域的壟斷;不僅要鼓勵生產和經營領域的自由競爭,也必須鼓勵知識產權領域的競爭。有競爭才能推動發展,過度保護產權人的既得利益,不利于提高科學技術水平。
               其次,單一企業或者關聯企業聯合控制了本行業75%及以上的注冊知識產權,受到知識產權壟斷威脅的企業可以申請有關部門實施知產反壟斷調查,并在一定時期內作出結論。被調查的企業或企業聯盟可以按法定程序抗辯、申訴,甚至向法院起訴。再次,被裁決知識產權壟斷成立的企業或企業聯盟可以選擇以下三種方案中的一種來整改:⑴拆分企業以符合反知識產權壟斷法的要求;⑵自行出售、轉讓或放棄部分知識產權以符合反知識產權壟斷法的要求;⑶宣布僅保留超出知識產權反壟斷法數量限制的部分知識產權的署名權,放棄財產權,不再針對侵犯該部分知識財產權的行為尋求救濟。最后,對拒絕整改或整改不合格的企業,增收報復性、懲罰性稅種,提高其知識產權壟斷成本,削減知識產權壟斷暴利。
               (二)政策的引導——鼓勵自主創新以便突破國外知識壁壘
               如今,西方國家主導的市場規則是,將科技含量大、產品附加值、環境和人力資源負擔小的上游高端產業鏈掌控在國內,將科技含量低、產品附加值低、環境和人力資源負擔大的低端產業鏈轉移到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耙粡垐D紙賺一億美元,一個零部件賺一美分”的俗語就是這么來的。這些跨國大公司或公司聯盟,一方面自行研發、搶注知識產權,另一方面通過兼并、收購、支配性控股等多種方式,從競爭對手處奪取知識所有權,有的知識產權托拉斯甚至控制了本行業90%以上、總數達千萬項的知識產權,大到外觀設計、核心芯片,小到螺絲帽中的知識含量,統統注冊到自己名下。發展中國家只要想引進先進技術,西方國家馬上就會進行立法封鎖,或者征收高額稅費,以限制高科技含量的技術和設備輸出。
               想要打破西方發達國家的科技知識封鎖,促使我國經濟從勞動密集型的粗放增長向知識密集型的集約增長轉變,就必須通過政策在宏觀上引導中國知識產權文化在繼承傳統文化精髓的基礎上,徹底擺脫傳統文化關于知識實用理性有余、規律理性不足,以及知識低價、無需保護觀念的不良影響,自力更生、艱苦鉆研,鼓勵國內科技創新,以更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取代國外財團掌控的注冊專利和實用新型等知識成果,從真正意義上破解西方國家在知識產權方面的壟斷與封鎖。
               具體來說,可以改革高校、科研機構的考核標準,將注意力從科研成果的數量轉向科研成果的質量;嚴格控制科研基金或經費的發放、定期考核審計,杜絕雷聲大雨點小、申請調研經費后長期拿不出成果的現象發生,確保資金用于知識的創新與發現;引導建立一種創新產品訴訟延緩制度,將行政審查知識創新性作為侵犯專利權、實用新型產品訴訟的前置程序,如果經行政主管部門初步簡單審查后,認為產品存在創新因素,可以進行調解,調解不成的行政部門有權決定延緩半年啟動該侵權訴訟程序,以確保新型發明、創造不會因為惡意訴訟錯失上市良機,保證國內企業迅速、有效地搶占市場資源。
               (三)司法的調整——通過司法引領形成知產文化共識
               法院的審判調解工作,特別是就特定案件作出的處理,能夠直觀地引導社會公眾對知識產權的態度,促進中國知識產權文化向既定的方向發展。知識產權糾紛的原被告,無論是上下游關系,還是競爭對手關系,相互之間都會存在彌合分歧、拓展合作的空間。如果法官從中穿針引線,化紛爭為合作,則可以向社會交出一份令人滿意的答卷,這也是符合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原則的。
               然而在實踐中,面對大量涌來的知識產權糾紛案件,“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原則被扭曲了。以卡拉OK經營者侵犯音像作品所有人著作財產權糾紛案件為例,有鑒于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不高,山寨、盜版等侵權行為有擴大蔓延之趨勢,音像作品管理人往往會選擇每年挑選幾首曲目不斷到法院起訴的方式,變相定期回收版權費。面對洶涌而來的大量同類糾紛案件,有的知識產權法官以僵化的辦案思維,單純地、機械地只疏不通,如期開庭、判決,再強制執行,長此以往,疲于應付,無法自拔;有的法官為圖方便,“以勸壓調”、“以誘壓調”,沒有真正地解決當事人之間的問題,促進原被告達成長期有償使用音像作品的協議,以相同原被告為主體的新一批侵犯著作財產權糾紛很快又會起訴到法院;還有的法官為求政績,喊出“零判決”的口號,“以拖壓調”、“以權壓調”,即使調解成功,最終的效果也只會導致協議的反悔率高、履行率低,大量調解工作做了也白做。
               沒有較好地發揮出司法在處理知識產權權利沖突上的優勢,其中有法律執行者個人的原因,也有體制方面的原因。筆者建議,結合知識產權文化與社會需求,著眼大局,盡量鼓勵司法審判發刃于個案卻又不拘泥于個案,將調解延續到法庭之外,能夠調解的盡量調解,將協助原、被告構建雙方長期可信賴的商務合作關系作為調解目標,以互利合作的方式取代漫長、紛亂的糾紛;不能調解的迅速裁判,并借助媒體宣傳判決結果,充分發揮裁判對法律的宣示作用,讓更多沒有陷入糾紛的侵犯知識產權權利者通過生動、真實的案件,改變權利低價觀和知識無用觀等傳統文化遺留下來的不容于現代社會的錯誤觀念,逐漸學會尊重知識產權。這無疑是一條“多贏”的司法之路,也是知識產權審判調解對轉型社會的一個有效回應。
               (四)行政的干預——抱團采購國外先進知識產權為我所用
               受傳統文化的影響,中國知識產權文化注意實用理性,在研發超前知識成果方面嚴重不足,知識成果儲備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水平。隨著我國經濟不斷發展,知識儲備短板已經成為制約我國迅速提升綜合實力所無法回避的攔路石。這個問題在短期內根本無法通過投入資金自主創新研發解決。
               但我們可以看到,金融海嘯引發的經濟危機在西方世界引起的震蕩效應仍在持續,許多國外老品牌企業如柯達、悍馬、米高梅、EMI等紛紛走到破產清算的邊緣,這些“百年老字號”企業積累了雄厚的技術實力,其待清算資產中最有價值的就是版權、專利等知識財富。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積累了龐大的外匯儲備,依賴購買歐美國家債券保值增值的單一投資方式具有極大的風險性。如果能夠利用這一資本優勢收購上述知識技術成果,在國內企業之間共享,聘請國外專家和工程技術人員提供技術指導,即使暫時無法達到國際上最先進的科學技術水平,也有助于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提高技術儲備和科技競爭力,為縮短與大型跨國知識產權壟斷公司的科技差距創造有利條件。
               我們還要看到,中國政府和具有國企背景的公司一旦實施知識產權收購行動,往往就會引起歐美國家的過度反應和炒作,致使收購最終無法完成。與此同時,我們還要看到,國內銀行存款、股市、房地產市場的保值收益功能已經不能滿足一些投資者預期,大量民間資本處于無序流動狀態,各種灰色民間借貸活動泛濫,黑色高利貸和非法集資活動猖獗,這些民間“熱錢”也急需找到投資出口。筆者建議,國家通過行政和民事立法,一方面以正規的銀行金融融資渠道,為國有大中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收并購國際上先進的知識資產提供強有力的外匯資金支持;另一方面,提升民間投資者的風險收益意識,通過設立民間融資平臺引導民間資本轉向創業、研發基金等專項風險基金,幫助國內大中型民營企業提升國際競爭力,使之有能力收購國外企業的先進知識產權,最終開發出具備高科技附加值的產品為我所用。

           

           

          編輯:范仲夏

          注釋:
          作者簡介:胡充寒(1965-),男,漢族,湖南汩羅人,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法學院教授,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
            韓學周(1977-),男,漢族,河南周口人,北京科技大學人文素質教育中心講師。
            
            吳漢東:《知識產權法律構造與移植的文化解釋》,載《中國法學》2007年第6期,第57頁。
            楊國華:《中美知識產權問題概觀》,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66頁。
            王玖黎:《文化、機構競爭與國家能力——美國學者關于中國知識產權執法的解釋進路》,載《知識產權》2010年第6期,第60頁。
            吳漢東:《知識產權法律構造與移植的文化解釋》,載《中國法學》2007年第6期,第55頁。
            李彤寧:《論近代科學與智力理性轉向規律理性》,載《理論研究》2009年1-2期,第44-46頁。
            胡文:《開創與抑制——論中國古代科技發展中的實用理性》,載《學理論》2011年第14期,第165-166頁。
            蔡寶剛:《試論知識經濟對法權嬗變的影響》,載《政治與法律》2001年第5期,第3頁。
            王黎明:《最初的交鋒》,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233-241頁。
            摘自《鮑爾默稱中國市場盜版嚴重,更看好印度和印尼》,http://tech.qq.com/a/20100525/000295.htm,訪問日期:2010年8月29日。
            潘星:《國際知識領域反壟斷立法研究》,2003年大連海事大學優秀碩士學位論文,第11頁。
            俞曉被、金亦紅:《重構知識產權訴訟調解制度》,載《人民司法》2002年第10期,第61-64頁。
            出處:《法學雜志》2012年第5期
          出處:《法學雜志》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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